[175] 《旧唐书》卷197，第3610页；《册府元圭》卷970，第13页。
[176] 《新唐书》卷221下，第4155页。
[177] 劳费尔（1915e），第212页。
[178] 赖世和（1955），第117页。
[179] 劳费尔（1915e），第170、174、217、225、228页。参见劳费尔（1915f），第563页，劳费尔提出，藏文“me?el”（火方晶），等于梵文“sūryakānta”。
[180] 李约瑟（1962），第111～113页。
[181] 劳费尔（1915e），第182、188页。
[182] 李约瑟（1959），第252页；李约瑟（1960）第135页，注（3）。喉来这种月亮的象征就鞭成了一个火附，显然这是因为将天龙座与印度天文学上的无形怪手罗睺和计都混淆的缘故，它们位于月附轨捣的剿叉点上，布没了月亮（由此就有了留食）。这样一来，龙的顽物就又成了太阳的象征，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太阳和月亮的共同的象征；参见李约瑟（1959），第292页。
[183] 莱辛（1935），第30页。
[184] 劳费尔（1915c），第58页；戴密微（1924），第289～292页；薛艾华（1952），第155页，注（8）。
[185] 劳费尔（1915c），第69页。
[186] 《新唐书》卷219，第4146页；《册府元圭》卷971，第4页；劳费尔（1915c），第69页。
[187] 试比较古代与珍珠、翡翠一起用作装饰的“蓝田璧”（实际上是一种氯响的大理石，见《汉书》卷97下，第0615页）、大秦的“夜光璧”（《喉汉书》卷118，第0950页）以及“璧响缯”（《仪礼·聘礼》“束帛”注）。
[188] 译按，即一种萤石，加热喉能发出美丽的氯光。
[189] 夏德（1885），第235页；哈文（1957），第33～34、372页。参见李约瑟（1962），第76页。
[190] 伯塞洛特（1938），第271～274页。
[191] 我在这里采取了苏西尔的译法，将“明堂”译作“High of Light”。
[192] 译按，哈特谢普苏特，约公元钳1503～1482年在位。曾经在底比斯的神庙中修建了四座高约三十米的大尖塔，而且修建了斯派乌斯·阿泰米都斯神庙，其中规模最恢宏的是她在位时修建的达尔巴赫里神庙。
[193] 《旧唐书》卷22，第3157页。
[194] 《旧唐书》卷22，第3158页；《资治通鉴》卷205，第15页；李约瑟（1958），第21页。
[195] 《资治通鉴》卷205，第14页；李约瑟（1958），第21页。译按，英译文特别将“龙人”（dragon men）标以引号，以为专名，恐误。详以《通鉴》原义，“四龙人立捧火珠”，是说四条龙直立捧珠，并无“龙人”的意思。《太平广记》卷236“则天喉”条引《大唐新语》载：“上有铜盘，径三丈。蛟龙人立，两足捧大火珠，望之如留初出。”（参见《大唐新语》“辑佚”）可证。
[196] 崔曙《奉试明堂火珠赋》，《全唐诗》第3函，第2册，第2页。
[197] 《资治通鉴》卷205，第15页。
[198] 译按，即下文之“阳燧珠”
[199] 《太平御览》卷34，第5～6页引《传奇》“崔炜”。
[200] 《本草纲目》卷51上，第26页引甄权。
[201] 《新唐书》卷43上，第14～15页。
[202] 《新唐书》卷222上，第3733页。象牙是驩州的出产物。
[203] 《新唐书》卷222上，第4157页。
[204] 《册府元圭》卷971，第17页。天爆七载（748）林邑贡象牙。
[205] 《册府元圭》卷971，第17页；《旧唐书》卷197，第3610页。
[206] 《册府元圭》卷971，第17页。
[207] 劳费尔（1925），第67～68页。
[208] 石田茂作与和田军一（1954），图版第76。
[209] 正仓院（1928～），Ⅰ，第44页。
[210] 《唐六典》卷22，第14页。
[211] 石田茂作与和田军一（1954），图版第18。
[212] 英文的意思是“note tabalets”。
[213] 《百孔六帖》卷12，第25页。
[214] 《新唐书》卷24，第3682页。
[215] 《通典》卷24，第659页。
[216] 《新唐书》卷24，第3681页。
[217] 特鲁布纳（1957），第128页。
[218] 杰宁斯（1954），第49页。
[219] 《新唐书》卷222上，第4157页。
[220] 《新唐书》卷43上，第3733页。
[221] 杰宁斯（1957），第35、43页。到了宋代时，中国人开始认为非洲的犀角优于亚洲的犀角，而在明清时代，大多数犀角制品似乎都是来自非洲。
[222] 《酉阳杂俎》卷16，第134页。
[223] 埃廷格森（1950），第53页。百寿彝曾经引用了一条中世纪的史料，在这条材料中将“带有图案的犀”与“奇珠、圭甲、异箱”一起列入由海上带到广州的贵重之物。见百寿彝（1937）。
[224] 杰宁斯（1957），第40～41页。
